關鍵詞：新加坡;危機;中年危機;社會風險;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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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二：族群沖突頻發，社會不公嚴重，國傢認同度明顯降低。2012年，近百名中國籍巴士司機因不滿薪資和不公平待遇舉行罷工，打破瞭新加坡26年沒有罷工事件的記錄。2013年，400餘名印度籍勞工與警方發生沖突並引發大規模騷亂，成為新加坡建國以來首個街頭騷亂事件。2014年，約6000人在芳林公園舉行集會，抗議中央公積金養老制度，批評政府運作不透明。這一系列罷工、騷亂和集會事件，反映瞭新加坡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種族矛盾已處於一觸即發的危機之中。其深層次原因是新加坡貧富兩極分化，特別是外來勞工遭遇不公平待遇，包括惡劣的工作生活環境、蔑視的態度、拖欠克扣工資等，有時甚至被迫與雇主簽訂“霸王條款”，為瞭保證續簽不被遣返，外來勞工隻能忍氣吞聲。截至2013年6月，新加坡大約有130萬外籍勞工，約占總人口24%；其《2015年人口簡報》數據顯示，新加坡外籍人口163萬人，約占總人口30%。新加坡出生率低，發展經濟需要依賴外來人口以保持競爭力。但新加坡政府沒能讓中下層民眾平等地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收益，縮小族群經濟差距成為空談，“人人都有成功的機會”的治理方針變成口號。李光耀在其2011年出版的《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中也承認，在新加坡內部，絕大多數人的國傢意識淡薄，缺乏團結一致的凝聚力，國傢認同度有所下降。如果數量龐大的外籍人口和外來勞工的社會問題得不到有效改善，新加坡也將面臨巨大的社會風險隱患。
挑戰三：經濟轉型，移民政策收緊，身份差異和社會排斥凸顯。一方面，為瞭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並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新加坡政府於2009年開始推動經濟轉型，核心內容是提升各行業的職業技能，增強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吸引各地頂尖人才服務新加坡經濟建設。另一方面，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新加坡本地人抱怨外來人口推高房價、搶走飯碗、壓低工資、造成公共交通擁擠不堪，移民被視為“萬惡之源”。2012年，新加坡為配合經濟轉型、順應民意，做出收緊移民和外勞、推行差異化政策的決定。本地人比永久居民擁有絕對優先權，減少對永久居民的醫療補助金，提高低技能外勞配額和勞工稅，優先聘用本地居民，限制外來人口就業數量等。這些政策激化瞭族群矛盾，降低瞭移民歸屬感，加速瞭社會排斥。2015年以來，新加坡政府為瞭應對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又適度放寬移民政策，但這並不足以解決已經出現的大量族群矛盾和社會問題。
挑戰四：生活成本提高，政府托底民生準備不足，民眾負面社會心態不斷滋生。與經濟增長放緩相比，更令新加坡民眾感到失望的是在生活成本提高台中商標申請類別和貧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政府仍堅持自由市場和低福利政策，拒絕設定貧困線和最低工資，認為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是推動經濟更加繁榮。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公佈的數據顯示，政府支付醫療費用不足三分之一，而經合組織中發達國傢的平均負擔水平為60%至70%；收入低於平均數一半的國民占總人口比例已經從2002年的16%攀升到2011年的26%；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14年，新加坡基尼系數為0.464，高於國際上其他發達經濟體。民眾感到生活壓力巨大，窮人掙紮在社會邊緣，72%的新加坡人認為自己“不能生病，因醫療費用高昂”。民調機構蓋洛普2012年底公佈對148國15萬人的調查結果，新加坡人的幸福感最低，隻有2%雇員對自己的職業有滿足感，而同年新加坡人均GDP位列世界第五。新加坡發展經濟並沒有提高民眾的幸福感和生活水平。如果新加坡不能及時調整福利政策以適應民眾生存和發展需要，殘酷的現實會逼迫以外來勞工為主的底層民眾逐漸喪失對政府的信任，轉向以更加暴力的手段表達心中的憤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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